leyu乐鱼曾经春晚顶流央视力捧的草根他失去靠山后终究成路人1988年，，在一家叫“木船”的民歌餐厅里，一个玩儿金属乐队的小子被翁孝良发现，此人飙高音居然不用假音。吃完饭，翁孝良找到他，说我手上有首歌正适合你来唱，你跟我签个约吧。

　　这首歌叫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这个玩儿金属的，就是张雨生。那年，22岁的他发行《天天想你》，出道就是35万张。次年，央视九州方圆播了个《潮》，通过这个节目，内地无数人都听到了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

　　当时内地很多磁带商，喜欢找歌手翻唱港台歌。比如张蔷，就是翻唱天后。连日后真的天后王菲，也翻邓丽君。让磁带商们苦恼的是，张雨生调门太高了，翻唱不好找啊。太平洋影音费了好大劲，才找到张少淳。

　　那是张少淳第一次出磁带。他假冒张雨生，翻录了一张专辑。销量如何，没人知道。反正张少淳并未因此走红，还在唱歌。

　　2004年，在张雨生去世7年后，央视看到国外选秀风行，想做一档中国版的《美国偶像》。节目报上去，台里没通过。领导给的意见是：

　　《星光大道》被定位成老百姓的节目，而不是像同年某台某女声一样，被定位成年轻人的节目。所以选人时，要求注重工农兵身份。表演节目，必须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。尽管阿宝此前在南方歌厅跑场子，唱了不少年流行歌。上台时，他却穿上羊皮袄，扎着陕北头巾，被包装成了放羊娃。

　　阿宝从小痴迷音乐。中专时考艺术院校，唱蒋大为的歌，初赛、复赛都是一名。结果被人顶替，心灰意冷，从家里偷了钱，花八块钱买票，去中央音乐学院找老师，说我想唱歌。老师看他太小，把他打发走了。回家后，阿宝坚持读到高中，实在读不下去，又偷了60块钱，跑去北京。他本来想去深圳。在北京火车站住了一夜，一想到只身前往，怕了。又回家了。

　　躁动啊。还是想唱歌。高三那年，一个戏班子到当地演出。阿宝想跟着一起走。从家里拿了200块钱和150斤全国粮票，从此闯荡天涯。

　　有了舞台，阿宝很高兴，每天装台搬90斤的箱子也不觉得沉。唱了半年，老板一分钱不给。他不干，戏班就把他抛弃了。一开始，他跟着戏班唱茶楼，唱红白喜事。后来，他跑去南方干歌厅。过酒，被客人踹。他在南方唱歌厅有两个绝活儿，一是倍儿地道的英文歌，还有就是张雨生。

　　张雨生去世那年，南方酒吧的竞争越来也激烈，为了脱颖而出，阿宝误打误撞唱起了民歌。没想到一嗓子出来，全场嗨了。为此，他特意去内蒙、山西找民歌手学习请教，认识了当地不少底层的民间艺人。

　　那些年，阿宝四处漂流，去了许许多多城市。每到一地演出，就参加当地的青歌赛选拔，连续参加八届，连个屁都没捞到。结果上《星光大道》，一首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，直接把他送上了冠军宝座，名扬天下。

　　阿宝打翻身仗，第一是嗓子亮，唱民歌，第二，是那身羊皮袄加了分。后来央视导演说，他要穿得唱歌厅那样上去唱流行，都没人知道他是谁。日后《星光大道》走红的人也证明，这样的工农兵身份，真是加分项。

　　后来上春晚唱《等待》的盲人杨光，虽然长得憨厚，但人家是夜场混出来的。早年在齐齐哈尔跑场子，一场350块钱，一晚上跑四场，给经纪人分50，自己还剩1000多。奋斗两年后，杨光出场费升到每场1000块。

　　钱挣了不少，但杨光觉得在夜场容易丧失更高追求，就回北京了。当时有人推荐他去《星光大道》，他先研究了一下节目，看到了不少“夜场出来的同行”。第一届就是阿宝，杨光听了，觉得谁去都完蛋。

　　杨光参加时，总导演有点担心，说你是残疾歌手，你拿奖了，你高兴我也高兴，全国人民都高兴，你就是正能量的代表了。你要是不拿奖只拉胯，那咱们都得上火。杨光说你放心吧，我指定不让观众失望。

　　和阿宝一样，李玉刚也生在农村，原名叫李裕刚，打小喜欢艺术。李玉刚从小就表现出音乐天赋，想进城里生活，做大人物。

　　李玉刚也不懂乐理，跑去考了好几所艺校，全没考上。最后考上一个吉林省艺术学院戏剧系文艺编导。一打听，说这届学生不包分配。学费一年8000块，哪儿上得起啊。最后，揣着200块钱，和阿宝一样四处闯荡。

　　他在东北各地夜场都混过。出门时雄心勃勃，以为自己能混出个人样。结果只能在端茶倒水。有一次，给客人倒茶，听到台上唱《新鸳鸯蝴蝶梦》，听得入迷，茶水洒了客人一脖子，狠狠挨了一顿骂。

　　那些年，他在哈大线上流窜，逃票去往东北各地，风餐露宿，就为了唱歌。钱没攒下来，攒了一堆舞台经验。东北凋敝后，又跑去西安。

　　在西安一家里，李玉刚开了窍。本来他和一个女歌手对唱《为了谁》，结果女歌手发烧，他就跟老板说，我一个人唱男女两个声部。没想到效果极佳。自此，李玉刚开始男扮女装，反串演出。

　　他发现自己戏腔并不稳定，特意去西安找马洪才学京剧。学到一半，谱子都记不住，不想学了。一看马老对京剧的热爱，实在说不出口，咬牙学下来。

　　同时，20多岁了，还重新学舞蹈，开韧、劈叉，边学边骂边哭，练就了日后登台的一身舞艺。然而还是底层，俗称“夜场歌手”。

　　李玉刚有自己的坚持，比如陪酒，比如下台互动，他都不干。凡是老板提出这一类的要求，他说要么你让我好好唱，要么我就走。

　　为了多赚钱，他也想过办法，在深圳办过家政公司，投了全部身家，没戏。为了补贴公司，他白天当老板，晚上出去跑场。后来又回长春，模仿小虎队，拉几个小伙伴组一个组合，在长春演半年，欠了一债。他把身上最后的钱分给大家买车票，自己走到一条河边，扎进去想死。

　　没想到，为了还债，还是得收拾行李，去北京跑夜场。那场子里，一姐妹儿参加了《星光大道》，进了海选。李玉刚一看，心说还不如我呢，我也去试试。姐妹儿打电话给电视台，回头说，人不让男扮女装上啊。

　　心灰意冷时，节目组找来了。台上，李玉刚婀娜多姿、倾国倾城、雌雄难辨。老毕惊叹得语无伦次，上去踹了他一脚，说不是爷们儿么！

　　1998年，阿宝改唱民歌时，无线电厂工人出身的曾毅，在深圳遇到了金色娱乐时代的老总傅茳。傅茳看中他能唱能跳还会策划节目，把他留下，做了左膀右臂。那之前，曾毅离开工厂，到处驻唱，跑了中国很多城市。

　　同年，考了好多文艺团体纷纷落榜，嗓音格外宽厚嘹亮的杨魏玲花来到金色娱乐时代应聘，被曾毅一眼相中，成了夜场艺员。那之前，从舞蹈专业毕业的她，只能在家乡做电器销售员。直到97年才南下打拼。

　　此后，曾毅像老师一样带着玲花唱歌、跳舞，传授舞台经验。这女孩儿也没让他失望。两人仿照韩国“酷龙组合”，组了个“酷火”，成了台柱子。

　　2003年，两人在深圳已小有名气，参加抗非典歌曲录制。当时创作人何沐阳写了首歌，需要一个女高音，一听玲花嗓子，说就是你了。玲花说，只有我不行，咱俩是组合啊。何沐阳说简单，我给他写段Rap。

　　拿着这首歌，两人后来去了央视。第一次唱，并不是在《星光大道》，而是在青歌赛上，代表广东地区出战。当时也不叫凤凰传奇，还叫“酷火”。由于发挥不佳，没拿到什么好名次，两人就回广州了。

　　同样上节目前就小有成就的，还有唱民歌的王二妮。阿宝辗转八届青歌赛，连海选都没过，最多混过一个西部民歌大赛铜奖。王二妮就不一样，虽是农村出身，但王老师老早就接受了科班训练。

　　王二妮打小跟着二伯扭秧歌。11岁那年，她坐着拉猪的卡车，染着一身猪味儿赶到榆林考场，考上了艺术院校。在秦腔艺校，她练嗓、练枪、练毯子功。为了省钱，周末也不敢回家，靠吃方便面充饥。

　　因为没钱，哪儿都去不了，王二妮整个青春期都是在练功房度过的。毕业后，她到延安安塞艺术团工作。1999年开始参加地区青歌赛、MTV大奖赛，各类民歌大赛，次次拿奖。北京农民民歌大赛，拿的是一等奖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她去《星光大道》，周冠军没拿到。观众呼声太高，她破格参加月赛挑战赛，第一轮就下去了。观众还是不干，还想让她参加年赛。

　　无论是王二妮这样的专业团体出身，还是杨光、阿宝、李玉刚这样的夜场老炮，抑或凤凰传奇这种早就被公司预定包装过的歌手，登上《星光大道》获得最高的关注度，基本都离不开他们的出身和唱法。

　　朱之文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单县郭村镇朱楼村，那地儿有500多户人家，朱之文家里倒数第三、第四的穷。他父亲早逝，大哥、二哥分家早，姐妹出嫁早。他只能跟母亲在30平的土房里生活。

　　村里男性一般十七八岁就结婚了。朱之文家里穷，没人愿意帮忙说媒。他自己找过三户人家提亲，都被拒绝。直到30岁，人家才给他介绍对象。他和妻子李玉华见面两次就结婚了。对方是个大字不识的农妇。

　　朱之文也只上到小学二年级。干啥都不太灵光，村里很多男性外出打工，他没参与。他不喜欢去厂里上班，因为不能自由唱歌。下了地，早出晚归，他就在田间歌唱，学蒋大为、李双江。后来，四处打听哪儿有比赛。

　　他参加过乡、县、市的比赛，没什么轰动。有次听说180公里外开封市举办唱歌大赛，他骑着单车就去了，中途在路边过夜。结果到了开封，报名结束。主办方听他大老远来，让他破格参赛。唱完，拿了第三名。

　　朱之文也开心，还想着参加。他哥就劝他，说你一天不好好种地，老想着唱歌，等你孩子长大了怎么办？但朱之文没听进去，每天早上，凌晨四点就跑去河边练歌，前后33年。朱之文曾跟记者说，早上起不来，就把大蒜往眼皮上一抹，逼自己起来，还为激发自己，血书“成功”二字。

　　2011年，山东台搞《我是大明星》，在济宁地区选拔。朱之文去了。他花了50块钱车费。到现场发现报名队伍太长，排到他要等到晚上，他就没车回家了。赶紧找到现场一个领导模样的人，说我想加个塞，先给你唱两句。朱之文声音一出，那人惊着了，赶忙把他送到前面去。

　　上台时，他穿着30元买来的大衣唱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。画面被拍下来，发送到微博上，瞬间传播开。“大衣哥”的名号，就此诞生。

　　拿到《我是大明星》决赛冠军没啥，拿到《星光大道》年度第五也还行，厉害的是2012年春晚和元宵晚会，朱之文都上去唱了。

　　一个彻头彻尾的没经过任何专业训练的、连艺校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的农民，就这么被挖掘出来，登上春晚舞台。领导给《星光大道》定的“展现工农兵兄弟文艺水平”的创办宗旨，正儿八经立住了。

　　朱之文上《星光大道》头一年，一个叫李超的歌唱爱好者，自费跟着朋友去了节目，做亲友团。朋友的节目是扮演孙悟空，李超负责拿道具。很不幸，最后输给了另一位农民刘大成。回家后，李超想：

　　他练歌、练乐器，报名参赛，一登上舞台，就被淘汰。李超不死心，回家也去参加了《我是大明星》，拿了个年度第十，倍感挫败。

　　大衣哥走红后，李超受到启发，怂恿自己媳妇去参加山东台的《让梦想飞》。当时他媳妇正在地里浇水，他花一千块租了辆车，直接给她拉到了海选现场。海选是夏天，妻子徐桂花戴了顶草帽。开场前，领导让她把帽子摘了。摘完，又觉得没有戴着有感觉，又让她戴上了。

　　节目里，李双江点评她的唱法不是靠气息，而是靠嗓子喊。可就是靠着这种非专业的唱法和一顶草帽，徐桂花成了2012年年度五强。

　　2012年前后，互联网上出现了许多“哥”啊“姐”的（当然妹妹也有）。他们成一时焦点，多半靠的是一张照片，或一段视频。跟这二年网红们百般算计疯狂引流狂秀下限不同，那时期的照片、视频，多是无心之作。

　　这拨人里，命运最戏剧化的，就是旭日阳刚。他们不但不是专业出身，不但没在夜场唱歌赚钱，甚至还比不上大衣哥、草帽姐，连比赛也没参加过。

　　80年代初，16岁的王旭在收音机里听到成方圆的《游子吟》，对那把琴产生了兴趣。他坐火车去开封，花45块钱买了把吉他，靠自己摸索弹唱，一个一个弦摁出来。当时，王旭正在农场务农。

　　人家看他挎着吉他一路上“阿里、阿里巴巴”，都说他是二流子。1989年，一个歌舞团来县里。王旭二话不说，跟人家跑了。到了各乡县，他上去亮嗓子唱《一无所有》。跟着唱了一年，他带回家去20块钱。

　　音乐梦第一次碎了。没舞台，挣不到钱，干脆在家，老老实实种地。偶尔吼两嗓子。直到2000年，一个亲戚说你会唱歌，跟我来北京吧。

　　王旭的心思又活起来，再次离开家追梦。到了北京一看，唱屁，是给KTV烧锅炉去。一个月500块，比在家里种地多，还能在KTV免费唱歌。王旭选择了留下。结果到最后，那老板欠了他半年工资。

　　北京有个地方招仓库保管员，他被介绍去。非典时期，有个同事说，你唱歌不错啊，去酒吧试试吧。王旭问到了三里屯一个酒吧的地址，不幸两次路上都堵在国贸。王旭心想算逑。听说地下通道也能唱，扛着吉他去了。

　　一开始，他不好意思，喝了点酒，干弹不唱。在一对母女的鼓励下，他才第一次开口，唱了首《小草》。从此，就在地下通道扎下来。

　　他也想出登台。朋友拿了张《梦想中国》的单子给他，让他参赛。他也不懂，花几十块钱拍了照片，顶着大太阳赶到望京一个院子里，排队半天，没动静。好不容易到跟前，唱了两句许巍。人家说：下一位。

　　2007年，《星光大道》也给他打过电话，说有个海选。王旭一听，直接挂断。他不觉得自己有上舞台的命，就在地下通道踏实踏实唱吧，哪天唱不动了，身上有点钱，就回家做小生意，了此残生。

　　1997年，念完初中的参了军，在吉林敦化市秋里沟的监狱当。干狱警的时候，坟堆边上站岗，壮胆唱歌，把嗓子练出来了。复员后，他在绥芬河给人家跑电焊，一个月900元。种地、装车、拉沙、搬土，都干过。

　　2000年，失恋的带着吉他到北京，在亲戚家借宿，四人住八平米不到的屋子。卖过盗版DVD，给一次性筷子套塑料袋，一袋5000双，套满10块钱。根本不够生活。无奈，只能去地下通道卖唱。

　　2010年，两人下班后，和另一个朋友在租来的房里“开演唱会”。喝了点儿酒，情绪上来，就说脱了唱。说，我可是六块腹肌，怕你们自卑。王旭说，谁没有呀。就打着赤膊唱到11点。

　　结果朋友给视频发到了优酷一个“北京流浪歌手”的专区。头20天，其实没什么热度，也就几千播放。王旭很不好意思，说光着膀子，不雅观，删了吧。朋友把这事儿忘了。再去看时，播放量一天上涨几万。

　　两人扯着嗓子“如果有一天，我老无所依”的状态，成了那一年时光的注脚，无数中国人看到那一幕，感觉心头一热，潸然泪下。

　　那一年春晚，两人站在升降台上，节目开场前，还有说有笑。等舞台升起，《春天里》前奏一响，拨动吉他的哽咽了，差点发不出声音。他强压着激动才唱出那句“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……”

　　长期以来，《星光大道》的口号是“打造百姓舞台，服务人民大众”。台里领导也说了，我们不造星。不像地方选秀，选一堆人，签约、赚钱。走下《星光大道》舞台的选手，央视不管你那么多，不会绑死你。

　　但《星光大道》还是改变了那些现象级选手的命运。作为央视级别的舞台，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，你只要上去了，自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追捧。更何况，《星光大道》还是春晚的始发站。

　　王二妮从未在《星光大道》上获奖。回团不久，《延安日报》就报道了她。新疆一个军区还打算让她考特招文艺兵。王二妮都要决赛选拔了，突然被团里叫去泰国演出。回家后，她一，才觉得去新疆太远了，没有家里人照顾，最终没去。但在2010年，她进了北京歌舞剧院。

　　上完《星光大道》，李玉刚一度压力很大。很多人对他这种表演有话说，说他现代不现代，传统不传统，借京剧名号唱流行歌。结果那年，悉尼歌剧院办《相约中国节》活动，他被选为参演代表，《贵妃醉酒》，震撼全场。

　　紧接着那几年，李玉刚参加的都是有头有脸的盛会。不是《爱·和平》中日文化交流演出，就是去联合国参加“文化之春艺术节”。

　　此后，李玉刚顺风顺水，人民大会堂、悉尼歌剧院，都演了。年年文化盛会，他都是优秀演出代表。至于春晚，一上就是两次。

　　央视的舞台，背后联系着许多国家级文艺团体，上去发光发彩，自然也就能获得进入这些团体的机会。王二妮、李玉刚，走的都是这条路。

　　李玉刚进歌剧舞剧院，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稳定环境和艺术追求。在那里，他能接受艺术锻炼，让自己变得更全面。而且作为借鉴传统的新表演，他不用再遭受外界的非议，还能得到来自学院派的关爱、支持。

　　然而，人各有志。铁路文工团曾邀请杨光，被他拒绝了。跑过场子的杨光没跟任何公司签约，一直接各种散活，包括婚礼、饭局。

　　阿宝也一样，一直在活跃在江湖里。上《艺术人生》时，朱军还问他为什么不找个固定的单位。阿宝说，自己唱民歌，在民间待惯了。后来，他参加了大大小小的央视或地方台节目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人气慢慢降了下去。

　　有段时间，他被扒出曾是夜场歌手，并非农民，更不是什么放羊娃。网友网暴他。无奈之下，阿宝只好发了一段很长的视频自述清白，说自己确实出生在农村。

　　旭日阳刚也差不多，走红后，没签公司，自己找朋友或圈内人做经纪。当初上马东的《文化视点》，谈到签公司这块，王旭就和不一样，想做一个自己的公司。后来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的记者跟踪过俩人一天的工作，王旭也是个心思活络的人，则略显内向。2012年前后，他们被一堆负面新闻攻击，说他们是假农民，住起了别墅、开起了豪车，丢失了本心。

　　当然，这不是他们被日渐遗忘的根本原因。被汪峰禁唱《春天里》后，他俩始终没能拿出什么有足够影响力的属于自己的作品。没作品，人家对他们的印象，永远停留在那间光膀子唱歌的出租屋里。

　　无论是他们，还是阿宝、杨光，此后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。没有一个背景足够强大的单位，或资金足够雄厚的老板，也就没人给你公关，处理负面新闻，更不会有人挖掘你身上的特点，量身定制，为你造势。

　　凤凰传奇运气很好，首先遇到何沐阳，得到一首《月亮之上》，然后遇到了陈仁泰，这个洞悉神曲打造方式的老板。陈老板是农家子弟，白手起家贩卖磁带，从摆地摊变成代理版权，最后自己推歌手。他有一双神奇的耳朵，非常了解普通老百姓的趣味。凤凰传奇出道时，每首歌都是他把关的。每次做专辑，从选歌到制作，大家无论多少分歧，都是陈老板拍板。

　　当年张超写完《自由飞翔》，把小样拿给玲花。玲花听到张超的哼唱版，听完直接扔出车窗。可陈老板说，这首歌旋律非常棒，我听一遍就会了，无论如何你们要拿它做主打。事实证明，陈老板的趣味才是老百姓的趣味。

　　《自由飞翔》《荷塘月色》《最炫民族风》这“农业重金属三部曲”的作者张超也是陈老板挖掘的。此人没有科班背景，只是爱好音乐。2005年，陈仁泰从邮箱里听到张超的一首作品，给了2000元稿酬，与其签约。这首歌叫《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》，没多久，就成了彩铃时代的爆款。

　　陈老板更慧眼如炬的地方在于，让凤凰传奇一直走贴近广大群众的路线。玲花也曾抱怨，为什么不能去参加《超级女声》，陈老板坚持让他们上《星光大道》。超女火的那几年，凤凰传奇根本没多少年轻人正眼瞧。他们的作品多半是进城务工者和广场舞大妈的最爱，但陈老板说，《星光大道》连接的是央视舞台，而电视群体的受众才会成为你们最忠实的粉丝。

　　果然，2006年，央视出了几档音乐节目，《欢乐中国行》和《天天把歌唱》轮着播。凤凰传奇几乎成了两档节目的常驻嘉宾。

　　等到彩铃时代，《月亮之上》和《自由飞翔》一举将凤凰传奇推上顶流。随着《最炫民族风》在各种玩梗视频和国外健身视频里走红，后来出现在NBA赛场上，凤凰传奇直接秒杀其他神曲歌手，事业蒸蒸日上。

　　其实，玲花和曾毅也接受过官方邀请，进入了文工团系统。不过没多久，两人就出来，选择了市场。最近这些年，神曲时代大幕落下，互联网跨界流派兴起，凤凰传奇又在B站、音综、生活真人秀这些圈子里混得风生水起，让大家看到他们更多面，早就蜕下了“农业金属”外壳。

　　朱之文一直是个“个体户歌手”，没有固定的经纪人，没有公司包装。但因为他身上buff叠得实在太满，不像阿宝是包装出来的放羊娃，不像王二妮是专业团体出身，不像李玉刚、杨光他们是夜场老炮，而是实打实从田间地头一点点自己摸索长出来的，他走红后，始终有稳定的受众和舞台。

　　加上央视舞台也喜欢他这样的农民兄弟代表，可以紧密团结广大群众的审美和趣味，他几乎没怎么断过央视演出。只要你打开中央三套的大小联欢，无论歌舞、小品，经常能看到朱之文的身影，为他保持热度。

　　朱之文的出场费也很合适，一般8到10万。请来有面子，性价比还高。对朱之文的家庭来说，这收入已经远远足够了。所以大衣哥也从没想过要什么包装和签约。甚至，有人假装是他经纪人出去拉活，回头再来找他，只要价钱合适，朱之文也来者不拒。2014年，他的演出就高达200多场。

　　对于演出内容，朱之文也想得很开，竭力配合，学迈克尔·杰克逊跳舞，cos成哪吒三太子，唱农民兄弟版《因为爱情》。这里面商演的版权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不清楚，但人家一年到头不缺活儿干是真的。

　　在唱歌这件事上，朱之文本来也没什么野心，只要服务好群众，就已经比种地打工强了，比不知道多少家庭过得富裕了：

　　在演艺事业上，朱之文并没多大上升空间。他本身也不是拿作品说话的人。后来之所以还一直活跃在广大群众的视线里，是因为别的事。

　　2014年后，央视报道了朱之文成名后的苦恼。赚了钱，不少人来向他借钱。他好心给村里修路、修桥、捐款，最后却没被念一点好。在报道里，朱之文说，有村民直言我应该给村里每人买一辆小汽车。那些年，经常有生病的、受穷的人，上门找朱之文，当面问他要钱。后来记者采访他，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堆借条来，借出去的钱，加起来差不多一百万。

　　为家乡做善事，因不够“大方”，反而遭到乡亲记恨，这桥段一被报道出来，就成了一出人性大剧。尤其那句“朱之文现在捐的是九牛一毛，应该给村里每人买辆小汽车”，更是让吃瓜群众狂呼人性恶。

　　朱之文走红后，村里的公共事业，的确惦记他。2012年，他出钱修了路。而有村民指出，其实只修到他家门口，让修长一点，他不干。后来，他再出钱修路，村委将其命名为“之文路”，立了块“千秋碑”，都是赞美他的话。

　　村民对他宣称“路都是他修的”，表示不满。《中国人的活法》纪录片中，朱之文又是翻修幼儿园，又是买健身器材，还给村里买变压器。可村民说，好事他确实做了，但被夸大了。对外说修路花了50万，其实不到15万。幼儿园不是他翻修的，是一个广东老板捐的钱。变压器，那是供电局送的。

　　“村里有一条主路，开始找他捐款，他不捐。是另外两个并不比他富的包工头各捐1万leyu体育，朱之文才跟着捐了1.1万。”

　　至于买小汽车的事，大家都表示，没人这么说。再去问朱之文，朱之文说是从某村民口中听到的。大家查半天，也没找到源头。后来村民表示，大家对朱之文有意见，是他在采访中，把村里人说成了不懂感恩、贪得无厌的小人。

　　至于那一百万借条，后来村干部跟着去看，说不超过10个人借款，而且全是他亲戚朋友，怎么搞得好像村里人人都借过他的钱了？

　　那几年，因为成名、赚钱，朱之文跟村里关系闹得很僵。尽管如此，他也从没想过搬离朱家楼，一直还住在村里。

　　短视频兴起后，当初跟朱之文闹得不痛快的村民们，乃至十里八乡，都会带着手机到他家门前搞直播，拍朱之文的日常生活。一天播下来，少则几十块，多则几百元。有人专门建了个“大衣哥”账号，扭头卖了几十万。

　　对每天来直播的人，朱之文不但不愤怒，不驱赶，还会配合他们。他不但会跟网友打招呼，还会把一件事拆成几件做，预告明天要干啥。

　　2020年，两名粉丝强行踹开了朱之文的家门，成了一件社会新闻。在那前后，总有人翻他家墙头，想从他身上捞流量赚钱。但从另一个方面看，朱之文何尝不是在利用大家对流量的追逐，来巩固自己的江湖名声呢？

　　相比之下，同样的农民出身的草帽姐就差点意思。她老公李超自己开了家文化公司，打理草帽姐的演出事务。挣钱后，草帽姐两口子就越来越不像农民，做短视频走起了网红路。显然没能正确认识到自己唱歌事业的基本盘。

　　十多年来，从《星光大道》舞台上走出来的民间选手不计其数，不算上后来节目影响力的衰落，单看前期那些红人，最后谁能走得更长远，谁又只是成为了一时的流星，背后种种原因，往往有迹可循。

　　这里面不同的结局，是个人选择、时代需要、文艺风向和大众趣味等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结果。有的人选对了，就青云直上，有的人没选好，就黯然退场。

　　《星光大道》开播也有19年了。现如今，内地选秀节目的风光，早已不比当年。《星光大道》历经这些年风雨，影响力也大打折扣。但草根们被突然瞩目、一夜改命的故事，永远还会继续。